寻找科拉，神秘宝藏之旅开启！

访客 2025-09-05 14:17:20 2 抢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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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80周年前夕，我再次来到南京鼓楼四条巷，试图寻找科拉的踪迹。

此巷10号楼，是南京大屠杀期间一处避难所。我去附近的派出所打听，回答现已没有10号。

南京沦陷期间，桑德格林电器商行25岁的职员科拉受德国友人之托，在此看护房产。科拉，原名尼古拉·N.波德希沃洛夫，时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成员。伙伴们觉得波德希沃洛夫这个姓氏太难念，于是都直呼他的简名“科拉”。

和拉贝、魏特琳、辛德贝格等人一样，科拉也是见证南京大屠杀、援助中国难民的外国侨民之一。不同的是，他在战后却一度身陷囹圄。直到如今，在一些历史叙事中，他仍蒙受着污名，被称为日本人的密探、打死丁默邨之弟丁时俊的“白俄”。科拉自幼身世坎坷，后来行踪成谜，围绕着他的一些迷雾，尚待廓清。

1937年12月13日，戴着红十字袖章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成员科拉（右一），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中）、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马吉（右二）等，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门前合影。

“总有办法帮忙”

从鼓楼四条巷向北，我来到位于中山北路的战前国民政府外交部。抗战时，这里一度被改建成中国伤兵红十字医院。

1937年8月的淞沪战役开始后，大批伤兵被源源不断运到南京下关火车站。各国驻南京人员和侨民陆续撤离，但少数侨民留了下来。11月7日，南京一些传教士组织了“下关伤兵接待部”。科拉和美国牧师马吉相识于此，一起参与了救护伤兵的工作。

12月13日，南京沦陷。当天，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成立，马吉担任主席，科拉是成员之一。科拉懂一些日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和秘书斯迈思找到他，一起动身去与日本人交涉，力求日方承认安全区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地位，并同意他们收容、照护一些没来得及撤退的中国伤兵。

这天，马吉和科拉借来救护车，把中国伤兵运到中山北路这处红十字会临时医院。运第二趟时，把门的日本兵不但禁止中国伤兵入内，还抓住驾驶汽车的科拉与一名姓李的中国人，把枪口对准了他们，救护车也差一点就被日军没收。经力辩，科拉等人方获释，伤兵也获准运入。

科拉要求再运一趟。一个怒气冲冲的日本军官对他吼道：“我是这个城市的司令，以后绝对不准运送伤兵入院！”马吉形容该军官“说话声音听起来像犬吠”，那副模样就像要把人吃掉。

科拉回忆，南京沦陷前后，自己每日出勤，“日夜不休，异常忙碌”。每日他驾驶汽车，忙于抢救伤兵，运输供给难民的食粮，往返不下十数次。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秘书、美国牧师福斯特说：“科拉是个很有趣的聪明小伙子，有较强的应变力，总有办法帮忙。”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原安全区委员）、美国牧师米尔斯在致妻子的信中也说，科拉经常忙里忙外，“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

南京沦陷前，许多伤员运至下关，南京医疗卫生部门将许多医疗用品给了参加救护伤员的教会人士。福斯特等人将其带进了城，送至位于鼓楼的金陵大学医院（即鼓楼医院）。但鲜为人知的是，还有大量药品遗留在下关。

1938年春，科拉探知到这些医药品的消息，与鼓楼医院总务主任麦卡勒姆一道，冒险将这些药品从被日军占领的下关秘密运至鼓楼医院。当时这些药品有钱也无处购买，因此成了救助幸存者急需的、极其宝贵的物资。

寻踪鼓楼四条巷

从中山北路退回鼓楼四条巷，这次我寻找的是该巷尽头、为科拉熟悉的池塘，但如今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战事吃紧后，德国商人潘廷离开了南京，委托留下来的科拉帮其照管房产。1937年10月，科拉搬进了潘廷位于鼓楼四条巷10号的寓所。

11月底，科拉开始收容逃来的难民妇孺。南京沦陷后，来这里避难的人数不断增加。避难的大部分是妇女，包括4名尼姑。房子里最多时住进了上百人，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连卫生间里也住进了一对母女。

其时，南京城乡一派腥风血雨。鼓楼四条巷、大方巷、云南路一带也被大屠杀的恐怖阴云笼罩。

12月13日，科拉等人在安全区南面进口遇见一支日军小分队，发现日本军官手拿的地图上并未标明安全区。不过片刻，日本兵就枪杀了20个由于害怕而四散逃跑的难民。

15日，在四条巷尽头的池塘、大方巷塘边和广场等地，日军一批批、成百成百地屠杀穿平民服装的中国人。后来，鼓楼二条巷口的两座防空壕成了掩埋遇难者的两座大丘坟。

鼓楼四条巷成了一个难民安置点。紧邻10号的两栋房屋，也住着四所村、三牌楼的难民。16日，这个难民安置点遭遇了一场大难，有14人被日军带走。

几天后，一名苦力逃了回来。他说，1000多人被集中在一起，押往长江边。在那里，日本兵用机枪从队伍两头开火，像割草一样。在子弹飞来前，他猛地扑倒在地上。周围人的尸体盖住了他，他一直躺到天黑才得以逃脱。

17日下午4时，科拉在楼房阳台上目睹了两个日本兵枪杀一名穿长丝袍的中国人。那两个日本兵一直抽着烟，谈笑风生，“杀一名中国人就像杀死一只老鼠”。

科拉与其他外籍人士一起报告、记录了日军暴行。17日这个案例就成为《拉贝日记》所附《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中第36个案例。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一案时，这一案例又被写进了《起诉方对其证据的总结》。

21日，科拉等22位留在南京的外国侨民一起去日本大使馆，向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日本大使馆副领事田中递交了请愿书，要求日军制止纵火等暴行，采取必要步骤恢复秩序，恢复市民正常的生活环境，补充粮食和燃料储备，保证住房、安全和食品等基本生活条件。但日军暴行并未收敛。

日本兵不断来鼓楼四条巷抢劫，当着难民的面强奸了多名妇女。每次日本兵到科拉住所附近滋事，他都出面理论。

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用16毫米摄像机秘密拍摄了日军暴行。科拉后来回忆，他曾与马吉、福斯特一道秘密潜伏在难民区，“将敌军兽行摄影”，以便在国际上揭露。

从南京沦陷前在下关救助中国伤兵，到南京大屠杀期间在鼓楼四条巷保护难民，科拉与马吉、福斯特一直在一起，而且科拉会驾驶，又会一些日语，能提供帮助。

从鼓楼四条巷出来，我又来到附近的三条巷寻找。

1938年6月1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宣告解散。科拉恢复修理汽车业务，经营一家“金陵修理汽车行”，该车行就开在鼓楼三条巷口。

那时会修车的人不多，拉贝曾称赞科拉是“我们的机动车维修专家”。据魏特琳教授形容，车行“生意红火”。

7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南京栖霞山和龙潭附近的活动越来越多。当时科拉不时去位于栖霞山麓的江南水泥厂，看望他的德国朋友京特博士，并为他们修车。日本总领馆的石川将科拉的行踪报告了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的酒井常来调查，怀疑科拉将汽车五金零件和电瓶卖给中国游击队。有一次，科拉在南京中山门附近遭日本宪兵拦截，被暴打了一顿。

科拉不时往返于南京与上海之间，购买汽车零配件，看望在沪的姨妈。1943年六七月，日本宪兵在上海火车站拦下了科拉，怀疑他是法国领事馆的密探，来此是替该领馆送密信。科拉被关了两个钟头，因查无实据才被放了出来。

1938年5月1日，南京鼓楼医院部分工作人员留影。前排中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马吉。

“已尽人类互助之义务”

我又转向南京市图书馆、档案馆，查找科拉的资料。

此前我在研究南京栖霞山的两座万人难民营时，于2002年4月见到了京特博士的夫人埃迪特·京特。她跟我谈到科拉，说他坐过牢。我也见过1946年9月民国“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指控科拉的公诉书，称他是“汉奸”。2016年5月，我得到时任南京市档案局局长束建民的关心、处长夏蓓的帮助，开始检索和研读尘封已久的此案卷宗和报道。后来在南京师大攻读硕士的杨雅丽也助了我一臂之力。

我了解到，1945年10月，军统抓捕了科拉，罪名有二：一为“汉奸”“国际间谍”，二是1940年5月在南京丽都花园舞厅的斗殴中参与打死了丁默邨的弟弟丁时俊。

1946年9月，科拉案由民国“首都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开庭审理。审判庭设在南京朝天宫，诉讼时使用的是科拉的中文名字“高良”（方便起见，以下仍然称“科拉”）。

公诉书称，科拉“因迫于生计，充任日领事馆及宪兵队密探，刺探我方军政消息”，指控他为“汉奸”（实为无国籍人士）。

在法庭上，科拉用比较流利的汉语辩称，自己历经了日寇空袭的恐怖，又目睹其对中国兵士和平民的残暴，异常愤慨，是以日夕深入危险地带，抢救中国伤兵，奋不顾身，“自问于抗战期间，对于中国人民已尽人类互助之义务”。

他说，自己自幼流寓中国，以至长成，不啻视中国为第二故乡，中国人无异于自己同胞。他爱中国，所以参加了红十字会，在红十字会是做义工，没有薪水。

申姓审判长问他：“你有钱的事情为何不做，而倒做没有钱的事情？”科拉说，自己要“救民”。书记员把科拉的话听成了“求名”，记录下来。科拉在庭审记录上做了纠正，书记员改了记录，并郑重盖上自己的私章。

法庭审理时，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中国的国际人士特里默、里格斯、斯迈思都提供了书面证言，为科拉做证。

斯迈思做证说，1937年12月13日，马吉会长得到科拉的翻译之助，得以说服日军军官，将留居国民政府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内的伤兵置于红十字会保护之下。“因日军惯于射杀其所见之受伤国军，则该红十字会之功效，即自然彰明矣。”他说，马吉和福斯特都认为，科拉对于保护中国伤兵之贡献“极为卓伟”。

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成员、战后任鼓楼医院内科主任的特里默做证说，科拉协助医院一位美籍职员取得了存于下关的宝贵药品；日本占领南京以后，中国军民在南京往来是极其困难的，科拉护送许多中国“受伤之男子及被奸之妇女”来院就医。

1946年11月6日，法庭第三次开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米尔斯、贝茨，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麦卡勒姆，以及江南水泥厂的京特博士都到庭做证，一致否认科拉曾为日本人刺探军情。

对于打死丁时俊的指控，科拉的律师程洁说，日伪时期丁时俊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任交际科长，“人民扑杀此獠者，政府定将认为爱国义士”，何况舞厅发生斗殴时，科拉外出报警，绝未投掷酒瓶，与丁时俊之死无关。

审理持续了一年多，开庭了八九次，科拉也被数度延期羁押。

1947年8月26日，法庭宣判。判决书《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称，科拉“于中日战起，南京吃紧之时，即加入万国红十字会为会员”，与米尔斯、贝茨、索恩、福斯特等“共同救护伤兵，抢救难民颇为尽力”。及至1938年二三月间，始开设金陵汽车行，经营修理汽车业务，“沦陷期内对日人甚表仇恨，并无密探行为等情”，已经到案证人一致供证属实。对科拉是日本密探的指控“无据”“无证可凭”；丁时俊被殴致死，“无确证足以证明为被告所击毙”。因此，判决科拉无罪。

失去自由22个月后，科拉获释。他被捕以来，汽车行等财产尽失，红十字会会员服务证、难民所赠旗子等纪念物，也散失无存。

当年一些新闻媒体在报道科拉案时，未审先判地直呼他为“高逆”（指中文名高良）。法院判决后，我未检索到新闻界有还其清白的详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