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八十载风华正茂

这个民主党派迎来了其成立以来的第80个春秋，在过去的岁月里，它始终秉持着民主、进步的理念，致力于推动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这个党派依旧充满活力，与时俱进，为国家的繁荣稳定贡献着力量，在未来的道路上，它将继续肩负起历史使命，为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进步不懈努力，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让我们共同期待它新的辉煌。

2025年12月16日，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成立80周年的日子。黄雅言计划去重庆，到在西南实业大厦原址复建的民建成立旧址陈列馆等处走走看看——那里沉淀着民建的初心和梦想。

生于1947年的黄雅言与民建几乎同龄。她的家族与民建渊源深厚，祖父黄炎培是民建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父亲黄大能和哥哥黄孟复先后担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她自己也是民建一员。

“80年中，民建的主体界别从实业界到工商界再到经济界，始终保持着与工商业和经济界的密切联系，对国家发展起到了其他社会力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黄雅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她的家人与民建一起，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行，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经济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会成员访问延安，其间黄炎培与毛泽东作“窑洞对”。图为毛泽东与黄炎培（左）在延安机场交谈。

从“窑洞对”到双清别墅谈话

位于重庆白象街的西南实业大厦，在抗战时见证了一段特殊的历史——这里是内迁重庆的民族工商业者每周开聚餐会、交流时局的地方。

黄炎培日记中记载，从1942年7月到1946年离开重庆的三年多里，他至少参加了52次聚餐会，其中5次担任主席，与工商界同仁在乱世中探寻救国之路。

1945年7月，受中共中央邀请，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共商国是。其间，黄炎培与毛泽东长达十小时左右的“窑洞对”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回答：“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次访问，成为黄炎培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同年8月，他与工商界领袖、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会面，两人达成共识：民族工商界不能只埋头搞实业，更要主动担当救国责任。他们决定发起组织一个新的政党，并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人共同成为发起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在西南实业大厦召开，会议推选出37位理事与19位监事。在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上，黄炎培和胡厥文等11人被选为常务理事。1946年4月，民建总会迁址上海。内战中，民建会所屡遭查抄，活动被迫由公开转向地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23日，民建总会秘密举行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出于安全考虑，黄炎培在当天日记中只简略写着“商定对某问题态度及意见”。事实上，这次会议的核心决议——一致赞成中共“五一”口号，标志着民建放弃了成立初期的中间路线，坚定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3月，黄炎培把民建在上海的工作妥善移交后，辗转抵达北平。毛泽东专门邀请他到位于香山的双清别墅做客，请他做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一方面向共产党反映民营实业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毛泽东说，中共对待民族工商业不会像苏联那样，相反要予以利用和发展。

在上海，黄炎培次子黄竞武与民盟、民建同仁一道，秘密做着迎接解放的准备。他利用中央银行稽核专员身份，收集国民党金融情报，组织罢工，竭力阻止国民党政府运送银行金库财物去台湾，同时配合中共地下党策反国民党军官。黄竞武被特务逮捕，受尽酷刑。1949年5月17日夜，离上海解放只差8天时，他遭活埋牺牲，年仅46岁。

当时，黄竞武的女儿黄雅言只有一岁半。年轻的母亲无力兼顾六个孩子，黄雅言被四叔黄大能收养，随他在北京长大。她的哥哥黄孟强、黄孟复则从小和祖父黄炎培一起生活。

黄孟复曾回忆，祖父的家训是：“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这对黄家人影响很大。

民建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于1952年7月召开，“民主建国会”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推选黄炎培为主任委员。图为全体参会人员合影。

“缓冲装置”与桥梁

新中国成立前夕，民建只有404名会员。之后，民建陆续吸收了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刘鸿生、吴蕴初、乐松生等一批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民族工商业者入会。

1952年3月，毛泽东在同黄炎培谈话时，如此阐释“利”的内涵：“资本家唯利是图，人家说是不好，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国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利。如果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们所图的利，三方面都能够顾到，正是希望他们、需要他们来‘图’，只不能让他们光图私人的利。”这番话鼓舞了民族工商业者。

同年7月，民建总会通过新会章，正式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并在总纲中规定：“接受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共同纲领为准则，团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代表其合法的利益。”在这次会议上，黄炎培当选为民建总会主任委员。1955年，他当选为民建中央主任委员，此后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至逝世。

身兼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以及民建领导人的双重身份，黄炎培成为联系政府和工商界的重要枢纽。他既要参与国家经济和统战政策制定，又要通过民建平台组织教育工商界，发挥其积极性；既要向工商界传达解释中央政策，也要向政府上报工商界的情况和意见。

2019年9月26日，上海“我家的红色记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上海民间藏品展”现场，黄炎培致儿子黄竞武烈士的手书原件。图/视觉中国

他把土改中一些工商界人士关于“斗争过火”和“有偏差”的意见、“三反”“五反”运动中部分工商业者不安悲观的现象等等，都写信上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再将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中央的政策向工商界传达，努力化解矛盾。在这个过程中，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不少质疑，却始终泰然处之。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部分工商业者不免有动荡不安的情绪。1955年10月，毛泽东邀请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等民建、工商联领导人和出席全国工商联执委会议的全体执行委员座谈。他表示，希望每个大城市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的工商界人物，比其他人觉悟要高一些，经过他们去教育其他人，逐步适应新制度。

那段时间，黄雅言在黄大能和黄炎培的家里经常看到人来人往，有时他们就在家里开会。年幼的她似懂非懂，但“公私合营”这几个字却深深留在了记忆中。长大后她才明白，那是一段复杂而艰难磨合的历史过程。

公私合营后，政府要按资产付给利息，工商界基本抱着“坐三望四”的心态，觉得“三厘稍低，四厘不好讲，五厘不敢想”。令他们意外的是，政府公布定息为5厘，期限为7年。1962年定息期满后，政府又两次延长定息，直至1966年9月才停发，以体现对工商业者的关怀和诚意。

民建上海市委理论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王昌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建成员经营的企业虽然只占当时私营工商业的一小部分，但多是行业龙头，资产规模大，社会影响广。民建凭借组织优势，把政治引导、政策解读、利益示范和情感安抚融为一体，在公私合营这场和平改造中充当了不可替代的“缓冲、催化”装置，发挥了其独特的桥梁与示范价值。

到1957年，民建会员总数发展到26332人。此时民盟盟员总数为33118人，民建成为人数仅次于民盟的民主党派。

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黄大能、黄必信，女儿黄路、黄素回，女婿陈锵，外孙王实方，一家七人被错划成“右派”。那时黄炎培已79岁，妻子姚维钧担心他受不了打击，让子女们不要告诉他，所以他只知道在报纸上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黄万里和黄大能成了“右派”。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黄炎培第一次郑重告诉黄雅言：“你的生父不是黄大能，而是已经牺牲的黄竞武。”黄雅言一时无法接受，她自幼以为黄大能是生父，黄大能也一直将她视如己出，给了她与生父无异的父爱。她对生父全无印象，那是她第一次听说黄竞武这个名字。

黄雅言1960年升入中学，她品学兼优，本来是班上培养的预备加入共青团的四个积极分子之一，但最后因受家庭情况影响，只有她没能入团。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逝世。“文革”时，黄家遭到了更大的厄运。民建和其他民主党派也都被迫停止了活动，直到“文革”结束。

“事业正方兴未艾”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等民建、工商联领导人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座谈，商谈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问题，就经济建设中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征询意见。

谈话从早上进行到中午，邓小平说请大家吃涮羊肉，工作人员在福建厅支起桌子，大家边吃火锅边谈。后来人亲切称为“五老火锅宴”。席间，邓小平明确指出：“听说你们对搞好经济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他强调，人要用起来，钱也要用起来。

此次座谈极大地鼓舞了工商业者。之后，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王光英创办中国光大实业公司，开启民建投身国家建设新的一页。

1979年10月，胡厥文当选第三届民建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大能获得平反，恢复中国建材科学院副院长职务，并开始担任民建中央常委。1983年11月，黄大能担任了民建中央副主席。

在黄雅言眼中，养父黄大能性格简单直率，为人感性，相比从政，他更适合当一名学者，建材科学系统很多领导都是他手把手带过的学生。

1997年，黄家第三代黄孟复担任了民建中央副主席，后担任了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进入新世纪，民建中央把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作为参政议政的重点领域，每年高层协商都就民营经济发言，年年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提案。2003年创办的非公经济论坛，成为动员组织民建内外非公经济人士参与地方经济建设的平台。

2001年两会期间，黄孟复呼吁“尽快造就一批企业家队伍以适应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他建议，应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速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经济36条”）出台，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黄孟复是这个文件的积极推动者，他主持了多场民营企业家与有关主管部门和专家共同参与的研讨会，文件出台后又针对执行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建议，呼吁为非公经济发展创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2010年“新36条”出台后，他又积极参与政策解读座谈会，呼吁各地出台实施细则。

在《永远怀念父亲黄竞武》中，黄孟复写道：“您所亲自参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业正方兴未艾，您更可以安心了。”

曾有一度，黄雅言只想远离政治，无意加入任何党派。但黄大能一直鼓励她积极加入组织，参与社会活动，她慢慢被父亲这种积极履职的态度所感染。还有一个促动她的因素是：她当时在国家体育总局田径中心工作，随着商业性体育活动的开展，开始学着跑广告、拉赞助，她发现，很多赞助商和合作方的人都和民建有关联，在民建能帮助她了解企业家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业逻辑。1999年，她申请加入了民建。

2003年是黄竞武的百岁诞辰，黄大能在纪念文章中写道：“现在你的儿子黄孟复，已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任全国工商联主席，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了；你的女儿——经我们扶养的黄雅言也已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现正在国家体委田径中心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而繁忙地工作着；你的大儿子黄孟强也是好样的，业已成为一名优秀的飞机设计师；你那最小的女儿黄烈雏现定居香港，正幸福地和她那位医生丈夫一起生活着。如果你九泉之下有知，在我们纪念你的百岁生日时，也可以瞑目安心了！”

进入新时代，民建围绕经济体制改革、产业链升级、自贸港建设、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调研，向国家提供了多元的专业建议。其中，民建开展的“大调研”（即发动全会参加的有组织调研）极具特色。受中共中央委托，结合界别特色，民建中央近年来始终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和发展战略，贯穿“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进行调研，提出系列性的意见建议。

2018年，民建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提案》，建议加强自由贸易港的国家立法。202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民建中央大调研的意见建议在方案中得到了体现。

加入民建后，黄雅言对民建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民建组织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激发经济界人士和企业家的爱国精神，汇聚他们的力量，从经济建设的角度为国家多做贡献。

黄炎培创办了中华职教社，这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之始，并最终融入了新中国教育体系。退休后，黄雅言很关注中华职教社做过的工作，走访了多所黄炎培创办的职业学校。

黄炎培生前写了五十多年日记，留下大量通信。受其影响，黄家人有记日记和写信的传统。日记和书信的大部分原件保存在黄雅言这里，她计划好好整理这些家族记忆。

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黄雅言慢慢对生父有了更多了解。黄大能和黄万里记忆中的“二哥”爱憎分明，总是替弱者打抱不平。大家都说，黄雅言的脾气很像他。

黄炎培有一幅手迹，叫《玄武湖秋感三绝》：“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争羡湖园秋色好，万千寒叶正辞枝。红黄设色补寒苔，点缀秋光枉费才。毕竟冰霜谁耐得，青松园角后彫材。那有秋纨怨弃遗，金风尽尔鼓寒漪。谁从草际怜生意，百万虫儿绝命时。”

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建、民进、民联等党派也被视为其“化身”。黄炎培时任民盟中央委员，赴南京与当局交涉多日未果，身心疲惫。11月4日，离开南京的前一天，他在儿子黄大能陪同下去玄武湖散心，十分伤感地写下了这首诗。那时黄雅言刚刚出生，后来黄炎培就把这幅手迹送给了她。小时候，这幅手迹一直挂在她的床前。

年轻时黄雅言对长辈们的很多选择和坚持并不完全理解，随着年岁渐长，她才逐渐懂得，他们的爱国和牺牲是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从未动摇。在她看来，民建及其他民主党派正是凝聚了这样一批有情怀、有才华的爱国人士，成为建设国家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本文参考了民建中央宣传部编《中国民主建国会史稿》、俞润生《黄炎培与中国民主建国会》）

记者：宋春丹（songchundan@chinanews.com.cn）

编辑：黄卫